青白徽铁翼下的日制战机

摘要:1945年9月间,一架日军联络用的宣武队号立川一式双发高教,由于左发动机故障,迫降于山东海阳县留格区大辛家乡南庄春的海滩上,被我民兵缴获。该机被修理完善后在日军徽上涂写...

   1945年9月间,一架日军联络用的“宣武队号”立川一式双发高教,由于左发动机故障,迫降于山东海阳县留格区大辛家乡南庄春的海滩上,被我民兵缴获。该机被修理完善后在日军徽上涂写“中共”两字,并在垂尾处涂上青天白日国徽。这也是我军获得的第二架立川一式双发高教。此后我军又在东北得到了4架同型机。 第25和第85战队此后便相继退守南京、北京、首尔等地,极少出动作战。由于这款战机为最新锐的陆航战机,出厂时间短,保养较好,因此该机型于1945年9月在南京被接收后,就涂去了垂尾日军的标志和机号,编入第六大队中为我所用。因此,第18、19驱逐机中队所装备的四款机型中,四式“疾风”战机的数量较之最多。 1948年8月10日,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徐华江率4架P-51战机在方正机场上空发现一架航校99式高级教练机。徐华江后来曾回忆道:“只看一眼,我就断定这不是苏联的飞机,从形状上看来很像是日本的教练机,而从这架飞机的垂直尾翼上有着明显的蓝白色相间条纹涂饰及国徽,这是空军飞机的标准涂装。 第六大队的飞行员主要由空军军士学校的毕业生组成。说起来这批空军军士生们也怪可怜的,他们本应该算是中央系的一员,但由于其身份只是空军中的士兵,任职的职务官衔、平时的生活待遇、使用的作战器械、甚至殉国后的抚恤待遇都比空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差了一大截。因此倍受正牌“中央系”的歧视,就连仅存的少数杂牌部队也不正眼看他们,真可谓是“爹爹不疼,姥姥不爱”。 如果黄孝慈先生所考证的这架被俘零式舰战属实的话,那将是盟军俘获的第一架完整的零战。然而根据日方记载,自璧山空战后,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前,日海航在中国上空只损失了5架零战。 “当高度到达一万尺后,滑油温度奇迹般降到正常度数,原来因散热片于低空时忘记打开,回到高空自然会降低。因飞机无故障,我心里已稍微安定,且当日天气万里无云,过了秦岭就隐约看到西南,当白(作者注:此处意为当日白天的意思,由于当时绝大部分飞机无夜航装置,须特别区分白天和夜间飞行。)系由北向南进场,因受西安城内建筑物凸出影响,加之对此地降落跑道经验不足(过去在成都都是在草地上起降,无跑道),以致测距太高,飞机已飞过三分之二的跑道仍未着陆。机场塔台无线电猛叫我重飞,但因为紧张过度,我充耳不闻,勉强着陆时,已看到跑道的尽头。经过数次急用刹车又松放,但见用碎石铺设的跑道卷起漫天尘土,大家都以为我这架飞机必成“铁爬鸡”,没想到竟仍安全无恙。当我在休息室面对蔡名永大队长的训斥时,已惭愧得无地自容。” 第5轰炸机中队主要装备日制川崎99式轻轰炸机(ki—48,盟军代号“莉莉”)。 但当抽空扫视仪表时,发现油温已升至九十多度,超过危险红线,当即报告张副队长。被称为不信科学的官校九期张省三副队长,闻讯后竟命令我自行返航,他自己则径自去追击地面骑兵队了。我失去依靠后顿觉惊恐,简直就想哭,但无奈只好对正西南方向罗盘度数爬高。” 陈宿清在抗战胜利后就被调入第六大队担任飞行员,他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移防之行就绪,我即奉命调北平战斗及轰炸混合大队,是新成立的第六大队,下属四个中队,战轰各半,接收收复区日本飞机……我们被派到南京飞零式战斗机(作者注:当时的盟军飞行员和中国空军飞行员将看见的所有日驱逐机都叫作零式战机),使用大校场机场,先九九式机练习,日机与美机不同之处是油门,加油减少恰恰相反,初飞时十分不惯。在修护一方面,由准备遣返日俘担任,他们以战败之身为我们服务,自然士气低落,且因补充零件缺乏,故飞机虽多,但可飞架次不多,我们只由日译人员将飞机性能操作讲解,凭经验理解,飞到天空也能安全降落没有困难……经过两个多月飞行,由于日俘遣返及零件补充困难,南京可飞零式机已无几,我们回到济南第十八中队驻地时,国共双方谈谈打打,济南城受到原在泰山共军威胁,我们也随时准备作战。三十五年春,第六大队奉命解散……” 《97式驱逐机访问记》,作者:厉歌天,《中国的空军》杂志1939第27期。 除了99式高级教练机外,东北老航校还有一款比较特别的高级教练机,这就是立川飞机厂设计的立川一式双发高教。1945年8月20日,汪伪空军的周致和(他原为空军飞行员,在抗战中因迷航误降日机场,被俘后在汪伪空军任职。他曾三次改名,最后一次改名为蔡云翔。)率另5人从扬州驾驶一架名为“建国号”的立川一式双发高教飞抵延安,成为抗战胜利后我军接收的第一架飞机,被命名为820号。该机曾在延安庆祝抗战胜利大会上空发散传单。 1941年6月23日,第12航空队小林喜四郎一空曹驾驶的零战在兰州机场上空低空盘旋时,被我地面警戒部队击落坠于机场北侧段家湾黄河中。因此,黄孝慈先生的这种说法值得商榷。目前普遍认为盟军俘获的第一架完整零战为雷州半岛迫降后被俘的那架V-172号零战。 抗战期间,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也曾组建了一支空军部队。这支空军所使用的日制战机上,同样绘有青天白日的机徽。不过日本人对这支空军部队毫无信任,没有让他们装备任何作战飞机,只是允许其装备了少量日制教练机,如:立川95式中级教练机、立川一式双发高级教练机、立川99式高级教练机、97式运输机等。其名为空军,但实质上只是一支航空教导队而已。 荣承恩是极少数从空军军士学校毕业后担任过台湾军队高官的飞行员(他曾任第4联队少将联队长、空军参谋大学指挥学院院长和“国防部”中将常务次长)。他曾坦言:“尽管空军军士学校出身的飞行员,从还没毕业开始就缺乏来自政府高层的关爱,并且遭到来自官校出身者的打压,他们仍不怕牺牲努力的执行上级赋予的任务,即便使用的飞机比别人老旧,穿的飞行服没有别人帅气…… 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当第六大队奉命撤销时,其下属第5中队的川崎99式轻轰炸机虽然也受零件短缺之苦,但仍能较好的保持作战能力。该大队被撤销的最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受当时的美援条件限制。抗战后期,国民政府见识到了美制战机的强大威力,因此其空军部队也准备全面换装美制战机。1945年9月,美国政府宣布所有依据租借方案拨给中国的装备,不管是在中国和印度的美军手上,还是正在运往印度的港口,都将按照计划交付。1945年12月,美国政府决定缅甸印度战区不需要的物质将依据租借法案转交给中国,执行期间是1946年3月2日为止的6个月。因此,空军总部撤销了第六大队,其日制飞机也随即作报废处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国共内战的爆发,美国对国民政府开始实施军火禁运,禁运时间从1946年8月一直持续到1947年5月,自然美制战机也在禁运之列。虽然国共内战后期,国民政府也从美国购回一批作战飞机作为战损补充,但是其对于大局来说已经于事无补。 抗战爆发后,原广西空军飞行第1、2队编入中央空军第三大队第7、8队,奔赴抗日前线年1月8日,日军14架95水侦机来袭南宁,32队由副队长韦一青率5架91式驱逐机起飞迎敌。这支由日本人训练的空军,驾驶着日制战机,与来袭的日军海航部队在空中展开了激战。韦鼎烈和杨永章两机合力击伤一架日机,韦一青则抓住机会击落一架日机.然而蒋盛祜驾驶的507号战机被4架日机围攻,飞机油箱中弹起火。 第六大队被撤销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飞机因器材零件短缺,维修不易,加之日籍机械士被遣返回国后,维修更成问题,无法保证其战斗力。飞行员对日机也普遍不喜欢,在掌握日机性能方面做的也很不到位,事故频发。1946年4月1日,第19中队汤子魁分队长在北平南宛机场试飞一架编号“1966”的四式“疾风”战机时,就因失事坠毁于卢沟桥西南。 在第十一大队里面,还是有相当数量的飞行与地勤人员同情普遍被视为劳动阶级代言人的中国。更特别之处,是出于对国民政府的恨,而不是对穷苦人家的爱而同情的。很多军士学校飞行员因为不满航空委员会过去对自己的打压,逮到机会就驾驶飞机或者脱离部队去向报到。” 这批日机由于分属陆、海军两个体系,其规格标准各异,且零件欠缺,不能互通修复器材。再加上当时的空军长期采用美制战机,接受美式训练,早已形成完整的美式作战体系,因此对于这批日本降机,空军压根就看不上。但是这批日机中仍然还有部分新锐战机,性能尚可,完全弃之不用也确实可惜。 文章的最后特别感谢王紫薇老师、张青松老师、何国治老师提供的相关文献资料和数据。 除了上文中在雷州半岛迫降损失的两架外,其余三架分别为:1941年2月21日,第14航空队蝶野仁郎空曹长驾驶的零战在昆明被地面防空火炮击落;1941年5月20日,第12航空队木村英一一空曹驾驶的零战在成都太平寺机场,被机场四周布置的多层防空火力网击落; 1941年11月26日,两架隶属于台南航空队的零战21型,在调入驻西贡的第22航空战队直属战斗机队的途中,因天气原因在雷州半岛迷航迫降。其中一架编号V-174损坏严重,另一架V-172损坏较轻。 这款轰炸机于1940年7月首次列装日陆航部队,是其主力轻轰炸机,性能较苏制SB型轰炸机更为先进。 另据航空史专家黄孝慈考证,1941年5月1日,一架日海航零战迫降在广西柳州机场附近的农田里。柳州空军第九修理厂接航委会命令,派遣机械修理班长冯华超等6人连夜前往拆卸后运回。该机随即在第九修理厂修复完善,但正当其准备试飞时,几位美国顾问前来要求将飞机拆散分解,让他们做内部机件拍照研究,以便制作报告。 抗战胜利后,中国也开始着手组建自己的空军部队。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代号“三一部队”。其教练和飞机维护人员主要由在1945年9月向我军投诚的原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4练成飞行大队300多人构成,其大队长林弥一郎为航校飞行主任教官。 “当时进驻西安担任作战任务,各级飞行员除我一人外,其余均曾在印度受过美军训练,我自然是技不如人。另在服装方面,他们都是丝光卡其军服,美式飞行衣,神气十足,反观自己,草绿色军服,土布飞行衣,寒酸相成强烈对比。有一次早上到机场执行任务,卫兵看见我衣着土气,竟阻止我进入,内心感到不平,迄今仍耿耿难忘。” 1942年春,我地面部队再次俘获一架97单战,后交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A.V.G),但飞虎队对该机并未处理,直至1943年初交由驻华美军进行评估。这架97单战涂装为上绿下灰,仅在双翼下方绘有青天白日国徽,垂尾两侧涂有白色编号P-5015。这架97单战同样也进入过空军的战斗序列中,第三大队28中队在1942年阵中日记记载:“4—10月间,九七式均曾担任战备。” 近代中国虽然发展航空技术较早,但由于受国力所限,其使用的飞机绝大部分都是购置国外,其机型之多,堪称“万国造”。虽然欧美等国所制飞机最受我国欢迎,但日制战机仍然在我空军中占据了较重的地位。 日方称:“击落中国战机32架(含不确实5架),击毁7架,自损3架96舰战”。其中日军松岛浪太郎3空曹驾驶的96舰战被击伤后迫降我防区,人员飞机均被俘。该机被修复试飞成功后,同样被送往苏联进行测试。 由于97单战存在的火力较弱,航程短等弱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其主力地位迅速被一式隼战机所取代。1942年4月29日,日陆航64战队安田义人曹长驾驶的一式“隼”战机在缅甸北部临时着陆时被中国军队俘获,随后该机被运回国内,涂上空军的青天白日军徽,并被赋予P-5017的编号。此后该机在国内进行各项测试后下落不明。 基于以上原因,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时,国民政府空军从各受降区共接收日陆、海军航空部队降机共1797架,但其仅有少数新锐战机,绝大部分为二线飞机、老旧飞机和各型教练机。全部可用者仅为291架(含教练机和运输机),待修复者626架。 四式“疾风”战机是陆航最后一款新锐主力战机,也是驻华日军中唯一勉强可以抗衡中美空军P-51战机的机型,主要装备驻华第25和第85战队。 1949年1月8日,中国在《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文件中指示:“1949年至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建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1949年3月,中央从东北老航校抽调了一批教官和老飞行员组成了“战斗飞行大队”,准备南下参加渡江攻占南京的战役,后因情况改变而没有实现。这支战斗飞行大队的大队长为吴凯、副大队长为刘善本(他于1946年驾驶B-24轰炸机起义投诚,是第一位驾机投诚的飞行员),大队下属2个中队,第1中队为轰炸、运输机中队,其中立川一式双发高教、川崎二式复战“屠龙”改丁型双座重型战斗/攻击机、三菱100式Ⅲ乙型侦察机等日制战机均装备于该中队。第2中队为战斗机中队(驻吉林公主嶺机场),其中一式2型“隼”战机曾装备该中队。 “我的一切飞行、战技,是从多次作战中增进。某日跟随长机(九期吴越已升任队长,后因飞行失事殉职)对地攻击中,摧毁日军弹药库起火燃烧,我前方陆军部队将战果通报本军,三军区司令王叔铭将军亲至机场颁发华胄奖章,我穿着十足土气的飞行服装从美式服装中出列领奖,有种异样感觉,内心不平,迄今已过半个世纪仍未忘怀。”(作者注:为照顾大部分读者的阅读习惯,此处对陈宿清先生的文章略作修改,以保证阅读顺畅,下同。) 美国人走后,苏联顾问又来了,也要求探索飞机内部构造,于是只得重新反复拆装。这架零战最终于1941年12月15日,于柳州机场由第九修理厂试飞员谭寿试飞成功,未几交由飞行部队飞走。(试飞员谭寿,是原广东空军资深飞行员,抗战爆发时任第七大队大队长,后任场站职务。1945年1月18日,谭寿在第一飞机制造厂贵阳厂区旁的贵阳南门机场试飞国产驱逐机“研驱一”时,因飞行事故不幸殉职。) 1945年的中国天空,已是中美空军的天下。中美空军甚至多次长途奔袭至南京、上海等地对日军展开空袭,而日军航空兵则完全没有抗击的力量,少数新锐战机也在多次战斗中消耗殆尽。 此时的国民政府中唯一还幸存的可作战日机只有保存在台南的以供备用的12架日海航银河式中型轰炸机。这批日机在1949年空军全部撤到台湾后,由空军第七供应处予以销毁。 他的飞机发动机被击坏,人也受了伤。危急时刻,幸得大队长布拉戈维申斯基前来救援,才使得杜申得以脱困而归。而被杜申击伤的那架96舰战,则迫降在了我方防区,日军飞行员见无法逃脱,只得自杀。其随身携带的重要文件,连同这架96舰战均被我军缴获。该机经修复并试飞成功后,被志愿队布拉戈维申斯基和扎哈罗夫带回苏联接收测试。 这批飞机数量较多,因此成为了航校的绝对主力教练机。但是由于当时配件不足,必须数架飞机共用同一副螺旋桨或轮胎,因此各机轮流实施飞行训练。当时有些99式高级教练机连后座的舱盖都没有透明玻璃,只得用白铁皮封上,两侧开一个圆洞作为观察之用。 但这款日陆航此后的主力战机同样也曾是我空军的俘虏。根据台北国史馆馆藏的当年原始档案记载:1939年7月6日,日陆航4架97单战飞抵渭南上空,其中一架因机械故障迫降至渭南车雷村棉花地内,飞行员随即被另一架日机救走,但是这架编号310,昭和14年2月出厂的97单战却被我军缴获。 多年后,陈纳德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道:“1939年中国缴获一架完整的日本飞机纳特式P—97式送到成都,我驾驶它加以试验,比较它与寇蒂斯P—36,英国的“角斗士”及俄国伊—16性能如何,承中国政府协助,我仔细注意各部分,并摄取很多照片。这种飞机是Oscar机的前身(作者注:此为日陆航一式“隼”战机,盟军代号“奥斯卡”,下同),据后来飞虎队一般驾驶员说,它比零式还讨厌,因为它爬的高,转弯转的快,这是一个素质很好的飞机…” 1939年,中国军队俘获了一架几乎完整的川崎95-2型战机,随后该机被送到苏联空军科学研究院,被命名为伊—95,并在那里进行了一系列试飞和试验。 这架96舰战并不是我军缴获的最后一架96舰战,武汉空战中,我军还曾缴获过一架该机型日机。1938年8月3日,日海航第2联合航空队第13航空队18架96陆攻在第12航空队13架96舰战、13航空队2架96舰战和15航空队6架96舰战的掩护下,气势汹汹地向汉口袭来。中国空军第三、四、五大队以及苏联志愿队20架伊—152、14架伊—16—10、11架“斗士”、7架霍克Ⅲ,共计52架战机,分为4个机群,在7分钟内紧急起飞,与日机群在簰洲附近爆发了一场近百架飞机的大空战。此战双方均损失惨重。我方称:“击落敌战斗机11架,我亦损伤15架,内有8架尚可修理”。 该机隶属日陆航第64战队第2中队,随后被运抵西安火速修复完善,并于7月28日飞抵成都进行测试。而对它进行测试的则是大名鼎鼎的陈纳德。 那位驾驶奥斯卡战机的中国飞行员实在是太幸运了,幸亏在飞行时我们没有“狭路相逢”,不然的话,他肯定会成为第一位驾着奥斯卡战机被击落的中国飞行员。” 除了中国空军购入的日制战机外,抗战中我军还俘获过多架日机,甚至还有被俘日机加入过空军战斗序列中,参与对日作战。 因此该机采用了中国民间传说的抓鬼神“钟馗”作为副名,以作惩治“洋鬼子”之意。二式“钟馗”战机也是陆航在华驱逐机中首款使用12.7毫米航空机枪的机型。空军著名王牌飞行员,同时也是空军第一位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号称“空中美男子”的周志开烈士,就是被这款战机偷袭殉国的。 《中国上空的鹰(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战史 1937—1941)》,作者:张青松。 1945年10月,我军曾在东北接收到10余架“国际4式”教练机的机体,但是经拼凑后还能使用的只有数架。该机是日本国际航空工业公司制造的初级教练机。1946年6月初,在航校的一次训练中,唯一剩下堪用的一架“国际4式”教练机,在教官吉翔(此人为汪伪空军投诚者)带飞时因发动机故障而坠毁。吉翔当场死亡,学员重伤,此后,航校的飞行学员就只能直接使用高级教练机进行训练了。 我军还在本溪附近的奉集堡机场内发现3架川崎二式复战“屠龙”改丁型双座重型战斗/攻击机。我军获得这款二式“屠龙”改丁型战机是当时日军最出色的夜间战斗机,其装甲坚固:加强了对飞行员和飞机油箱的装甲防护,火力强大:机体中部设置有20毫米斜上45度设计的机炮,机首位1门Ho204 37毫米机炮。该机在二战末期多次参与对美B-29轰炸机的拦截,根据日方战后统计,二式“屠龙”击落的B-29轰炸机的数量是最多的。 因此,空军还是选择了一批性能较佳、数量较多以及可立即使用者,用于装备部队。1945年10月1日,空军重建了曾于1942年1月撤销的第六大队,并将其改组为驱轰混合大队。该大队所用战机全部来自日本降机,其下属三个中队,分别为第5轰炸机中队和第18、19驱逐机中队。 东北空军是中国地方军阀空军中组建最早、实力最强的一支空中力量,也是最早向日本批量采购战机的空军部队。1924年至1929年间,东北空军向日本购买了中岛甲4式双翼单座驱逐机(仿纽波特NiD 29C1)5架、川崎“八八式”轻轰炸机3架,同时还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学习军事航空等相关技术。可惜当年中国实力最强的东北空军,在九一八中不战而灭。 东北老航校使用最多的教练机是99式高级教练机。该机由立川飞机厂所制作,原为“98式直协侦察机”,但由于当时日本没有专门设计的高级教练机,因此,该机被修改为了高级教练机。林弥一郎率领的这支日式教练队在沈阳机场找到了一批完整的99式高级教练机,随后我军又在朝阳镇机场残留的飞机中找到了15架该机,再加上在公主嶺机场的机库中又发现一些能装配99式高级教练机的发动机和螺旋桨,经过修理后大约有30架可以使用。 由于缺少飞机和航空器材,这批日籍机械士便带领航校人员跑遍了东北几乎所有的机场来收集日军遗留下来的飞机和航空器材。就这样,使得东北老航校有了一批日制飞机作为教练机使用。林弥一郎在回忆录中也写道:“解放军的干部、飞行员、机务员分几批去奉集堡机场和关东军机场搜集飞机和器材,用这些找到后经修理的日军飞机来代替训练中国驾驶员的教练机。” 第18、19驱逐机中队主要装备一式“隼”战机(ki—43,盟军代号“奥斯卡”)、二式“钟馗”战机(ki—44,盟军代号“东条”)、三式“飞燕”战机(ki—61,盟军代号“托尼”)和四式“疾风”战机(ki—84,盟军代号“佛兰克”)。 另据王紫薇老师考证,1943年我空军第五大队及地面防空部队在福建建瓯上空击伤迫降一架一式“隼”战机,该机后被我地面部队俘获。我修理厂自力更生,经过近半年的修复,终让这架日机修缮完毕。该机于1944年上半年先飞往衡阳,后再飞往桂林、昆明等地进行测试。 1938年2月25日,日海航第2联合航空队第13航空队第1分队田熊繁熊大尉率10架96舰战,会同第2分队元淑雄中尉的8架96舰战,掩护木更津航空队26架96陆攻和鹿屋航空队6架96陆攻,共50架战机浩浩荡荡前往南昌进行轰炸。中苏空军19架伊—152和11架伊—16战机,在苏联志愿队驱逐机大队长布拉戈维申斯基率领下起飞迎敌。双方在南昌机场上空展开混战,激战中志愿队飞行员杜申(A.Z.Dushin)在击伤一架96舰战后,遭遇多架日机的围攻。 当时他的头部被多枚12.7毫米机枪子弹击中,当著名记者、励志社干事刘毅夫率救援队找到他的遗体时,发现他的头部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 封面右下角的注解为:“自中日空战以来,敌96式飞机被我击落甚多,但均破碎不全,本刊本期封面照片,系被我空军击伤,强迫其下降翻落于南昌郊外之敌96式驱逐机,该机除小部分受伤外,发动机及机身大部分均未破坏,经修理完好,并试飞成功…” 可以说日制飞机在国共两党的空军部队中都起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其在培养新中国的空军飞行员方面更是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抗美援朝空战中涌现出的众多王牌飞行员几乎都是从东北老航校毕业的,而他们也都是驾驶着日制教练机开始了自己的蓝天之梦。这些日制飞机也必将成为中国现代航空发展史上重要的一个单元而永载史册。 作为96舰战的继任者,日海航的零式舰战至1940年9月13日的璧山空战后,便统治了中国的天空,气焰一度嚣张至极。然而这款在中国上空不可一世的超级战机,在抗战中仍然有被我军俘获的记录。 根据已故资深航空史专家冯国震先生1992年9月20日所作报告《民34至39年我空军单位\驻地\兵力表》显示:1945年,第六大队第5中队装备99型轰炸机,驻地北平;第18中队装备日1型战斗机,驻地南京;第19中队装备日4型战斗机,驻地济南。全队合计48架作战飞机。 而在日本本土,此时正遭受美军B-29轰炸机的狂轰乱炸,。为了保障飞行训练的正常展开,确保本土的防卫,日军大本营将在中国大陆的部分新锐战机调回本土,而又在中国东北等地新建了160余座飞机场,调入大量教练机,将满洲作为了日本总个航空力量的训练大本营。 1944年12月18日,美军B-29和P-51战机100多架,对汉口日军基地进行了大规模轰炸,且在日军事先知晓并调集其主力部队迎战的情况下,仍然给予了日军毁灭性的打击,日军此前残存的绝大部分一式、二式和四式战机大都损失惨重。 根据解密的电报档案《1947年12月12日“中代表60号加急”》显示:“1947年时,航校共有99式高级教练机19架。”这批飞机在备件缺乏下,东拼西凑,竟然在第7航校一直使用到1953年才全部退役。目前北京汤山航空博物馆还保持有唯一的一架99式高级教练机,极其珍贵。 川崎95战机的性能在中国空军的苏制战机面前并不能占据上风,它的地位很快便被1938年3月出现在徐州上空的97单战(ki—27,盟军代号“奈特”)所取代。 他随即跳伞降落,因腹部中弹,经抢救无效牺牲。蒋盛祜也是在抗日空战中首位殉国的原广西空军飞行员。此后数日,日机又多次来袭南宁,但在32队的严防死守下,日军企图未能得逞。1938年5月,32队改隶第三大队后开始接收英制“斗士”战机,91式驱逐机则交与同属广西空军改编的独立第34队,后因91式驱逐机得不到零件补充,最终全部退役。 根据陈应明和刘文孝先生的考证,1947年5月后我军所有飞机将此前使用的国民政府空军军徽改为了带有红圈的五角红星、白底、中间有红色的“中”字,方向舵则改为红白条纹的新标志。然而此据空军所制的徐华江个人作战记录表中显示此次击落99式高级教练机的时间则为1948年8月10日。因此,我军飞机的军徽更改的确切时间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三菱96舰战是抗战爆发时日海航最新锐的驱逐机,它是日本第一款全金属结构单翼战机。自1937年9月首次在南京与中国空军交战以来,一直在性能和数量上压制我各型战机。这次缴获96舰战,是中国空军第一次俘获完整的日制战机,意义重大。1938年9月1日出版的第15期《中国的空军》杂志封面,刊登了这架被缴获96舰战的两张照片,其封面标题为:“我空军俘获敌96式驱逐机之摄影”。 第六大队接收日机后,让被俘日军教官训练飞行员,同时使用日军机械士对飞机进行维护保养,此后部队前往东北参加内战。1946年6月,第六大队被撤销,日制战机随之报废。 1941年8月,首次投入中国战场,是1941—1943年日陆航在华的主力战机,多次与中美空军交手,它也是陆航产量最大的机种,生产数量高达5751架。 除此以外我军在东北还曾接收过3架三菱97式攻击机和2架三菱100式Ⅲ乙型侦察机。这款三菱100式Ⅲ乙型侦察机和其它三菱100式侦察机极为不同,因为这款战机并不是一款纯粹的侦察机,而是被改作成了一款防空战斗机。该机火力强劲:机首安装有2门20毫米机炮,机身前后座席间向前上方斜射固定有37毫米机炮一门。这款战机曾于1944年11月至1945年2月间在东北上空击落过14架B-29轰炸机。 《军士学校出身的空战英雄》,作者:荣承恩 许剑虹,《中时电子报 (2016年11月10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由于航校教练机的严重不足,教员们便把能找到日制作战飞机也纳入了教练机行列。抗战胜利后,我军曾在朝阳镇机场残留的飞机中找到了4架一式2型“隼”战机,经修理后列入航校的训练项目使用。 他们中的驱逐系毕业生在抗战中主要服役于第十一大队,因此这个大队也被戏称为“军士大队”,所用飞机都是各王牌大队淘汰不用,或看不起的机型。比如其他各王牌大队开始换装美制战机了,他们这个大队就用其淘汰下来的老旧苏制战机。其他各王牌大队开始换装新型的P-40M/N、P-51战机后,他们却还在装备抗战中最垃圾的美制战机P-66。 《中国军用飞机(国共战争时期1945—1955)》,作者:陈应明 刘文孝。 由于97单战是日陆航的绝对主力战机,其战术性能还在96舰战之上,因此我空军此次缴获97单战的意义,丝毫不在缴获第一架96舰战之下。为此,《中国的空军》杂志在1939年第27期上特意刊登了历歌天撰写的《97式驱逐机访问记》一文。当时为了抗日宣传,增强民众的抗战决心,文章杜撰了该机在1939年4月29日的南郑空战中被我空军击伤后迫降俘虏的情节,但实际该机被俘已是南郑空战两个多月之后的事了。 二式“钟馗”战机是日军参考德国Bf-109E战机的战术要求数据而设计的一款重型高速截击机。该机爬升性能优异、平飞速度快、能作小半径的急转、装甲防护坚固,火力也较强,自1942年首次投入实战以来,便迅速成为了陆航的绝对主力。 这架被俘获的97单战还曾进入过中国空军的战斗序列中。1940年7月16日的空军战斗要报报称:当日,日军54架轰炸机自武汉起飞,来袭重庆。第四大队21中队分队长司徒福驾驶这架无编号的97单战,于上午十时三十五分和中午十二时六分,两度从白市驿机场起飞进行拦截作战。 《我空军俘获敌96式驱逐机之摄影》,《中国的空军》杂志1938年第15期。 但跟在后上方细心查看,就发现问题了,怎么看怎么觉得这飞机的涂饰有点儿怪,不对啊!没听说我们国军的飞机能飞行于此地,别是共军的飞机吧!”徐华江跟飞一段时间后,将这架99式高级教练机击伤迫降在了方正机场边上,两名飞行员从机内跳出后就向后方跑去。随后徐华江的僚机继续将其击毁。然而徐华江没有想到的是这架飞机上的后座学员竟是后来担任了解放军空军某军军长和航校校长的吕黎平少将。这是国共双方的第一次空战,也是我军被击落的第一架飞机。 东北老航校是找着什么飞机就用什么飞机,因此其装备过的日机型号较多,但数量较少。并且航校中这批日制飞机的军徽均沿用了国民政府空军的军徽,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其青天白日军徽外加白边,尾部方向舵则为四蓝三白条纹而不是空军标准的六蓝六白。由于其使用的机型较多,笔者在此简单列举部分主要机型。 空军军士学校二期毕业生陈宿清,也对其在部队中受歧视的经历记忆犹新。他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第一次作战既紧张又刺激,由西安机场起飞,途径万余尺秦岭高山,到河南西峡口,约一小时航程,到达目的地后紧随长机对地面敌部队攻击,从起飞以后,眼睛死盯着长机,亦步亦趋,当数次对地炸射后,米格-29战机高清组图与苏-27系出同门欧美飞行员,已分不清天南地北。 抗战爆发前,当时中国空军实力排名第三的广西空军,也曾向日本批量采购战机。1934年前后,郭凤岗和南宁军校教育长刘士毅去日本参观秋操,向日本订购了一批飞机,并同日本陆军省商妥,派遣一批飞行员和机械员去日本学习,同时聘用日本教官到广西帮助训练。1935年底,日制91式单翼单座驱逐机10架、92式单翼双座教练机2架和甲4式双翼单座驱逐机10架飞机陆续运至广西。 损坏较轻的那架零战经飞虎队美籍德裔机械师纽曼修理完善。该机经美方试飞成功后被赋予编号P-5016,此后这架零战在与中方多款战机进行模拟空战后被送往美国,美方改机号为EB-2,后在莱特基地(Wright Field)进行测试。 驻华美军陆航第23战斗机大队75中队飞行员洛佩斯在回忆录中曾特意记载了他在芷江机场上空见到这架一式“隼”战机的一幕:“我们是站在我那架野马式战机的机翼上说这番话的,突然我听到辐向引擎的轰鸣声,抬头一看,只见一架奥斯卡战机正朝跑道垂直俯冲下来。 除了缴获日海航的主力战机外,日陆航的多型战机也曾是我空军的囊中之物。抗战爆发初期,日陆航的川崎95式双翼驱逐机曾是陆航的主力战机,活跃在我国华北,特别是山西战场上。在随后的徐州会战中,日军的川崎95战机多次与中方的苏制伊—152战机交手,双方互有胜负。 我大叫“零式战机”(当时的盟军飞行员和中国空军飞行员将看见的所有日驱逐机都叫作零式战机),跳下机翼,跑向壕沟。史吉普和比尔也朝壕沟跑去。我很奇怪除我们之外没有一个人跑向壕沟,当我们得知那是一架缴获的奥斯卡战机,那天上午才到,我们来之前它正好起飞。听到这一消息,我们如释重负又颇感尴尬。 除了第一架820号立川一式双发高教,在1945年11月因超重迫降严重受损外,其余5架飞机便成为了东北老航校初建时唯一的双发运输教练机,后被编入1949年3月成立的“战斗飞行大队”第1中队。1951年,我军训练第一批女飞行员时也曾使用过该机。

F-15战斗机

IDF战斗机

幻影4000战斗机

F-4战斗机

联系我们

全国服务热线: 公司邮箱:

  工作日 9:00-18:00

关注我们

官网公众号

官网公众号

客服热线

F-15战斗机 名校集团 软件 汽车之家 在线教育